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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坤执导

秦昊、任素汐、聂远、谢可寅领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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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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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主演的家庭生活剧《亲爱的小孩》

正在哈趣影视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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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即将完结

豆瓣正式开分

高达8.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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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近期在播剧集中

口碑最高的影视剧

该剧根据电影

《左右》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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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一对

已经离异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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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女儿所历经的纠葛和抉择

当被医生建议

再生一个小孩用脐带血来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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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已重组家庭的他们该何去何从的故事

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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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肖路和方一诺的孩子

方一诺第一次要孩子

于是对孩子的问题感到十分紧张

恰巧她的丈夫肖路总是当甩手掌柜

对待老婆孩子也没有那么上心

致使他们的家庭矛盾越来越突出

方一诺在照顾孩子心力交瘁的时候

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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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因

酒后乱性而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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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肖路最后也没有和第三者走到一起

但这件事也是点燃两人矛盾的催化剂

夫妻两人最终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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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方一诺又遇到了真心诚意待她的

谢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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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将禾禾

视如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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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肖路也遇到了善解人意的

董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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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禾禾不由肖路抚养

但董帆也是经常可以理解肖路因孩子被领导责骂

并且

不排斥肖路与禾禾之间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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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家庭各自开启新生活

又逐渐步入了正轨

万万没有想到

禾禾生病住进医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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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患上了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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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诺与女儿

配型失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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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的父母也前去配型

最终结果都不尽人意

方一诺只好再次联系肖路

但

肖路配型也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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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方一诺走投无路时

医生建议说

夫妻可以用二胎脐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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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

这让方一诺看到了新的希望

于是经过各种心理建设

不管任何阻碍她都想找肖路再生一个孩子

两个重组家庭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纵使谢天华再理解方一诺

也依然接受不了

不过最后谢天华还是妥协了

甚至不愿离婚，

就算一诺再生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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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谢天华也会

当做

自己亲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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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帆和肖路的问题更加复杂

他俩婚后董帆一直想要自己的孩子

但肖路总是推脱，结果为了救禾禾

他同意与前妻再生孩子

方一诺和肖路打算做试管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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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方一诺检查出现问题

试管手术暂时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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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靠自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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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诺和肖路背着现任去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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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帆赶紧上门找谢天华想办法

在大雨滂沱中，两人伤心人隔着卷帘门心碎痛苦

另一头在破旧宾馆的肖路和一诺

两人带着复杂的情绪并没有走出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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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疚的一诺给母亲打电话忍不住哭了起来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看到忙碌的谢天华

她第一次对丈夫表达了心中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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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

方一诺被检查出意外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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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是她和谢天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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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在这个时候，禾禾的病情突然严重起来

方一诺

决定打掉胎儿，再重新与肖路生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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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谢天华就像一个圣人一样

无条件的包容和支持

出钱出力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爱

但方一诺这次彻底伤了谢天华的心。

在最新预告中，谢天华终于忍无可忍

疯狂地跑到医生那

里

举报方一诺和肖路违背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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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怀孕的方一诺会打掉孩子吗？

谢天华这次举报让他俩的婚姻还能延续吗？

禾禾最终能被治好吗？

更多精彩剧集尽在哈趣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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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常德市妇幼保健院与中信湘雅医院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IVF-ET（一代）、ICSI（二代））合作项目进展，10月31日，常德市政府副市长涂碧波与中信湘雅医院首席科学家兼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教授一同来市妇幼保健院考察，就该合作项目场地选址问题分别在市职业病防治所、湘雅医院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对发展规划进行了协商。中信湘雅医院副院长范立清、刘刚，中信湘雅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贺静、事业拓展部副部长刘云海，常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兴钊，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寿林，常德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叶拥军，党委副书记、院长马明祥，副院长余任秀陪同调研。

该试管婴儿项目于2014年正式启动， 2017年12月，被市政府列为“开放强市，产业立市”重要医疗产业项目。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中信湘雅卢光琇教授及其团队的专业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该项目运行良好，自2018年3月份-2019年10月份已累计完成总治疗总周期251个，总妊娠数86个，总分娩数32个，分娩婴儿总数46个，成功率维持在60%左右，达国内先进水平。（记者：易赛楠 刘玺东 通讯员：肖丽红）

杨卫华；1963年生于重庆，曾任四川《绵阳晚报》摄影部主任，从事新闻摄影工作20年，汶川大地震“敬礼娃娃”照片拍摄者。2015年2月因病去世，享年51岁。讲述者：杨卫华之子杨博。

父亲是2015年春节去世的，那几天绵阳一直下着阴雨。

父亲下葬后，有很多后事要处理。他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这些事只能由我来做。我一个人在父亲家住了段时间。我对这个房子并不熟悉，父亲尚在时，我在这里住的日子也屈指可数。

那天，我刚洗完澡，想吹头发，但满屋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吹风机，便下意识地问了出来：“爸，你把吹风机放哪了？”

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回应我。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没有爸爸了。

大学毕业时，杨博和父亲。杨博 供图

【一】

父亲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陌生遥远的形象。

小学五年级有次考试，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交了人生中第一张白卷。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写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父母离婚之前已分居多年，父亲在绵阳市区工作，母亲在山里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工作，我从小一直随母亲住，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一周只见一次。我小时候体弱，每次生病都是母亲陪在身边。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也没太多的感情，见面也没什么话讲。

我很不喜欢去父亲家，看到他和那位阿姨在一起，就不想在那儿待着。父亲说：“这就是你家。”我说这不是我家。他有点不高兴：“为啥子不是？”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我潜意识里，一直介意父亲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以至于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婚。虽然她不说，但我能感受到她对父亲的恨，我从小和她生活在一起，这种负面情绪多少会影响到我。

我和父亲真正开始亲近起来是初一。学校举办运动会，我想拍些照片，问父亲借相机。他有点惊讶，又蛮高兴的。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他教我怎么拍，怎么抓瞬间，怎么调光圈快门，把他的经验知识都告诉我。这是我第一次拿相机，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和父亲交流。

父亲看了我拍的照片，第一次夸我，说比他报社有些记者拍得还好，说我有天赋。后来我一心想学摄影，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仔细想来，我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慢慢喜欢上摄影的。

父亲曾对我说，他对我未来的设想是三个选择，要么做自己想做的，要么往母亲那个方向靠，最末才是做摄影。他觉得干这行比较辛苦，而且我的性格不善交际，他可能担心我干不来。没想到我想做的恰恰是摄影，父亲便尽他所能帮助我。从初中开始，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带我一起去拍摄采访，以身作则告诉我，怎样才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我虽然知道父亲是记者，但一直不了解他的工作，直到2008年，他第一次带我走进北川震区。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我正好往教学楼走，走在平地上，猛地摇了一下，感觉要倒了，之后又没什么动静。当时通讯中断，我不知道这场地震有多严重。后来接通父亲的电话，我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他去采访了。

几天后，我随母亲在绵阳市区安置，父亲赶来和我匆匆见了一面。他看上去很疲惫，整个人黑了一圈，好像也老了一些。他大概说了些“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话，便走了。

三个月后，父亲带我去了北川。路还没修好，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大坑，还有落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到车顶。我不禁有些害怕，父亲说：“这算什么，那天晚上我遇到的石头比这大多了。”

父亲告诉我，5·12当晚他就开车进了北川，余震不断，乱石齐飞，也没有路灯，特别黑。我听着觉得非常危险，不知道那天晚上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闯入北川的。

我去的时候，废墟还没有完全清理，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偶尔能看见遇难者的遗体。我看到一个被压扁的小朋友，心里特别难受，总感觉他还没死，想去救他。

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他像往常一样走在前面，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路都很沉默。他指着一片废墟告诉我，5月13日那天早晨，他就是在这里听见了郎铮的求救。

我看向那片废墟，完全看不出它原来是个幼儿园。父亲说，那天他本来打算站在高处拍照，顺便观察下地形，偶然听见小孩的哭声，他顺着声音找到了郎铮——一个穿着黄色衣服困在废墟深处的三岁小孩。郎铮被救出后，对着解放军叔叔说了句谢谢，并向他们敬礼。父亲本能地拍下了这个瞬间，没想到这张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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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铮“5·12”时被救图。杨卫华 图

【二】

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里，父亲几乎都在北川采访。此后6年，到他病重，他一直在追踪灾后重建问题，记录地震幸存者的生活，见证新北川从无到有、从一片河滩变成一座新城的过程。震后连续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帐篷里、板房里、新居里，和北川的受灾群众一起度过的。

我也跟父亲在北川度过一次春节。上大学后，每年寒暑假我都会跟着父亲一起回访北川，已不下十次了。

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发特大洪灾，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我和父亲去时，水势还很大。看着漫到胸口的洪水，我有些胆怯，问父亲：“真的就这样进去拍吗？”父亲用著名战地记者的那句名言激励我：“做我们这行，你不冲在最前面，你能拍到好照片吗？”

几天前刚发洪水，父亲就独自来过一次。他收到消息后，急忙赶过去，没来得及吃饭，也忘记带他平时采访都会带的葡萄糖盐汽水和干粮，结果在开车上景家山拍全景的路上，低血糖犯了，差点晕过去，幸好遇到一位老乡，把他带到家里喝糖水、吃东西，救了他一命。

我们穿着连体防水衣探入被淹没的地震遗址，有些地方水没到脖子，脚也陷进淤泥里，寸步难行。我看着对岸的北川大酒店，想起父亲几天前在这里拍下的照片。当时还下着暴雨，面前波涛巨浪，水声震耳，一不小心，随时可能被卷入洪流中。

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发特大洪灾，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杨卫华 图

2013年7月19日，杨博和父亲杨卫华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拍摄。这一年，北川县遭遇了50年最强洪水。杨博 供图

父亲并非不知道害怕。他曾跟我说过，2001年绵阳洪灾，他随武警部队坐冲锋舟采访，冲锋舟被洪水打翻，他差点淹死，抓住江中心的一棵树才没被冲走。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买保险了，他说万一有什么意外，可以给我留点钱。

三个月后，父亲确诊肝癌。北川洪水之行，成了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外出拍摄。

父亲两次手术和最后一次住院，我都陪在身边，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但因为我们长期尴尬、不交流惯了，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跟他好好说过话。

整个治疗过程中，父亲一直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坚强，我从未见他有过一丝的负面情绪。有天夜里，他突然说他疼得睡不着，我站在床边让他靠着我，他抱着我说：“我真的好难受，我坚持不下去了，好想早点结束死了算了，但我真的放不下你啊！”我感觉到他在哭。那一刻我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最终也没说出口。

那段时间，每天都被告知，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父亲的生命一天天凋零。我心里很矛盾，一面想父亲早点解脱，一面又希望医生说的不是真的，希望还能有转机，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可以让我早点醒过来。

那天早上，我陪完夜回去睡觉，刚躺下就接到谭叔叔（编注：杨卫华生前好友，绵阳市中心医院医生）的电话。我前脚刚到，父亲就走了，我一直看着他，脑子一片空白。

我原来以为，父亲在我生活中可有可无，毕竟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存在；但当他真正离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失去的是多么重要的后盾。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以怎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生活，做什么开心事儿都会有愧疚感，似乎开心活着是不对的，但活得太悲伤，似乎也不对，父亲肯定不希望我这样。

仔细想想，我好像从来没为父亲做过什么事。

父亲生前想办个地震影展，因生病耽搁了。做完肝移植手术后，谭叔叔曾劝父亲把他拍的照片整理一下，他那时还很乐观，没有时间紧迫感，笑说：“哎呀，你让我出遗作了吗？”后来才接受了建议，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都在做这件事。但因为病情恶化太快，终究没来得及整理完。谭叔叔说，他是带着太多的遗憾走的。

如今地震过去十年了，父亲也去世三年了，我想在这个时候，帮父亲完成未了的心愿。

【三】

最近刚整理完父亲的照片，有几个T的容量，地震相关的有几千G、数万张。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完整地看他一辈子拍的所有照片，我发现我好像跟父亲说上话了。父亲用镜头记录了一段历史，如果没有父亲这样的人，以后可能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想知道，地震究竟怎样影响和改变了父亲，这场灾难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决定重访北川，重访父亲拍过的那些人。

大年初一，我先去了新北川县城拍舞龙。街上熙熙攘攘，广场上歌舞升平，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地震之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站在禹王桥底下，发了一会呆。总觉得父亲会在旁边说，发什么呆，快拍呀，然后指导我，这样拍比较好，那样拍才对。以前会因此和他拌嘴，现在却很想听他唠叨。不唠叨我，我都有点不知道拍什么了。

我独自开车去老北川地震遗址，没想到，来参观的车辆在路上排起了长龙，全国各地的车都有。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开车来北川，有些山路比较险，一边是悬崖，心里还挺忐忑的。之前每次来都是父亲开车，我什么也不用担心。

到了著名的三倒拐，我看了看右边的景家山，想起以前父亲告诉我，他刚参加工作时，厂里要把他分配到景家山上，他抬头一看，心想，这么高我才不要来呢。谁知道二十年后，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景家山，拔草开路，寻找最佳拍摄点。

父亲常说，你要拍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你就不要找容易到达的地方。所以他经常会带我爬山，爬到高处，悬崖边，没有遮挡的地方拍摄。有时候我拍着拍着不自觉往前靠，他会在后面紧紧拉着我，生怕我掉下去。

几天后，我去了唐家山堰塞湖旁的楼房坪村，2011年这里重建后，我和父亲来拍过几家人。那次杜爷爷也是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长期在外打工。政府每年给每户送20只鸡，他种了很多菜，自己吃不完，都摘给鸡吃了。临走前，杜爷爷邀请我和他一起吃饺子，平时他都是一个人吃饭，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陪他吃个饭。又突然想到，其实父亲也跟杜爷爷一样，长期都是一个人。

唐家山楼房坪村的标语，这里原是唐家山堰塞湖指挥部。杨博 图

杜爷爷一个人下田干活。杨博 图

记忆里每年的除夕年夜饭都是和母亲一起吃的，唯一一次和父亲正式在一起过年，却是在病房里。

有年春节我问父亲，你一个人过年寂寞吗？他好像很意外，表情有点尴尬，说：“其实没什么，一个人也挺好的，除了有时候生病比较难受。再说，我过年跟谭叔叔他们一起的嘛！”

谭叔叔和父亲就住两对门，我当时真的以为父亲有朋友陪就够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生病那段时间，谭叔叔曾撞见他一个人在家掉泪。

春节前，我去拜访了郎铮家。一进门，郎铮就热情地抱了我。我很惊讶，因为之前见他，他对我还很腼腆，他跟我父亲比较亲。

地震后，父亲经常去看郎铮。郎铮读小学，父亲亲自送他去学校。父亲住院时，郎铮也来探望过。父亲的葬礼，郎铮一家人都来了。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采访，就像亲人一样。

郎铮现在读初一，个子长到1米7了。郎爸经常带他去打球，当年他被压骨折的左臂，现在可以活动自如，用左手打乒乓球都能轻松赢过郎爸。吃饭时，父子俩一起讨论NBA。郎爸说年三十抽到他值班，朗铮有点失望，埋怨说：“你怎么那么倒霉！那么多人就抽到你了！”郎爸说：“嘿，那叫运气好，那么多人只抽到我了。”

郎铮与爸爸打篮球。杨博 图

看着他们父子间的亲密互动，我很羡慕。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平常又自然的对话。

说起父亲，郎铮一家都很感激。郎铮说他有时候骑车，还会特地绕到父亲家门口看一看。郎爸说：“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培养郎铮，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得起你爸的在天之灵。”我想，如果父亲还在，他会很开心看到郎铮这样健康快乐的成长。

走访一圈下来，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于是，我去找了父亲的同事贺阿姨。

【四】

贺阿姨和父亲合作过很多次，既是拍档，又是朋友，父亲成名后，她曾采访过父亲在灾区的经历：

“我们俩平常喜欢开玩笑，没一句正经。但采访那天，我们特地找了个茶楼，相对而坐，从正午到黄昏，谈话一次次中断。他一次次红了眼睛，最终，泪流下来。”“5·12当晚他闯入震区，抵达北川中学时已是深夜11点。大片大片的废墟上，呼救声清晰、凄惨。面对与儿子一般大的孩子，他实在没办法再拿着相机去拍照。他加入到救援队伍中，刨瓦砾，搬砖块，传遗体。不能扔在脚下，脚下到处是人。随便一块砖头，可能砸到生者或死者。”

“当时的救援很无力，因为没有工具，都是用木头棍子对付钢筋水泥，有的还要拿菜刀把孩子被压着的腿砍断，否则救不起来。他深刻地体会过人类在大灾难面前的那种无力感。”

一篇写父亲的报道里提到，当晚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拉着父亲的裤脚向他求救，但因为他当时正在救另一个同学，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孩在面前死去。一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北川中学，面对废墟三鞠躬、三叩头，嚎啕大哭。

父亲对我说过，偶尔他一个人在家里，会出现幻听，总感觉底下有人在向他喊救命。那时地震已过去很久了。

贺阿姨说，他一直没有消化这场灾难。他说自己像是一个“受益者”，别人受灾了，他却获了奖。许多时候，他感觉自己像在赎罪一样。

“他一直在拍片，不光是为别人做，也是为自己做，他一直在寻求一种内心的救赎。虽然他不是地震的直接受害者，但这场地震也压在了他身上。他在现场受到的震撼和伤害是同样巨大的。所以他比很多人都做得更投入更深刻，否则如果仅仅是对事业的态度，他不可能要用生命去做的。”

谭叔叔曾劝过父亲很多次，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这样超负荷工作，但他停不下来。

“他越跑陷得越深，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贺阿姨说，“他用镜头拍下来的，既有家园的重建，也有内心的重建，比如说他对试管婴儿的全纪录，实际上在讲述一个家庭如何再把感情建立起来，把希望建立起来。”

地震中有很多失去孩子的高龄父母，正常受孕很难再怀上孩子，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再生育全程免费技术服务。像震后首例试管婴儿王涪蓉一家，父亲生前关注多年，为他们找学校、寻住房，经常给他们送钱送物。

当年在地震中，年过四十的王树云夫妇失去了19岁的儿子，他们做了结扎手术，无法再育，便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个女儿。今年，王涪蓉已经8岁了，上二年级，活泼好动，备受宠爱。

除了郎铮和王涪蓉，父亲还跟踪了很多个孩子的成长，包括“夹缝男孩”郑海洋。

（编注：汶川地震中，北川中学高一学生郑海洋被压在水泥板下22个小时，被救出的那一刻，他透过缝隙摆出“胜利”的手势，对着镜头微笑。因与同桌廖波同埋于夹缝之中，被外界称为“夹缝男孩”。廖波失去左腿，郑海洋失去了双腿。全班69个同学，53人丧生。）

做完高位截肢手术并在康复一年后，郑海洋重返校园，上课地点搬到了绵阳城北的长虹板房学校：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杨叔叔的。第一次见面，没聊多少，当时人很多，只有他留了电话号码，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我一开始不好意思打电话，第一次麻烦他，是因为我行动不便，从学校带了很多书，他就开车过来送我回安昌板房，路上跟我讲了很多话。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见一两次，都数不过来了，反正常常见，常常打电话，什么都聊，感情问题也聊。”

“地震后那几年，很多人过来看我帮我，但都不长久。杨叔叔一直都在，他对我真的很关心。我去成都装假肢，他开车送我去，到半夜两点再把送回来；他帮我找资助人，解决了我大学所有的费用，我第一次创业，也是他找的资助人给了我一部分资金；我说我想学摄影，他亲自带我去买相机，我钱不够，他还帮我付了一部分。”

“后来他生病，我想去看他，但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一直不告诉我在哪儿住院，我和廖波挨个医院、挨个病房去找。最后他看到我们来了，非常惊讶，马上从病床上爬起来。我给他买了书，在书上写了很多话，激励他。”“杨叔叔去世后，偶尔夜深人静时，我还会发微信给他。”

目前郑海洋还在创业路上，正在做一款专注于残疾人康复的APP，他发现，残疾人其实很需要通过信息平台得到帮助和关爱。

地震后，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意志消沉、自暴自弃，不明白“为什么让我活下来，又夺去我的双腿”。当时外界对郑海洋关注甚少，我拿着父亲拍的照片给他看，他说，很感谢父亲记录了他当时的样子。

【五】

贺阿姨还说了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读高中时，成绩不好，父亲曾拜托贺阿姨出面请我的老师吃饭，希望老师对我要求严格一点。父亲其实不善于做这种事情，都不知道买一包烟来给老师散，还是贺阿姨跑到吧台拿了一包烟。

我在唐家山堰塞湖拍过一组“漩坪乡被淹5年后浮出水面”的照片，得到一些关注，上了央视。贺阿姨说，父亲是一个感情很外向的人，他要哭的话就是真的动了感情，反过来，他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哈哈大笑，笑起来，眼睛在闪，牙齿也在闪。所以“他当时的得意和骄傲从他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的，就怕耽误儿子，结果儿子成长得这么好。”

我知道父亲是很疼爱我的，虽然他没有表达出来。

大二有一门课是传统摄影，冲洗胶片时我总是把握不好显影定影的时间，就去问父亲，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了一通，最后说：“唉呀，我跟你说不清楚。”然后当天中午就直接从绵阳飞到上海来了。当时我很吃惊，觉得没必要特地飞过来，我无非自己多试几次。他可能很想手把手教我吧。

2014年我大学毕业，当时父亲因药物作用开始脱发，手脚脱皮，脚掌踩在地面都痛，我让他不要来，他坚持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知道他不想错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在学校门口等他，看着他因为疼痛蜷着手弓着背地走路，所剩无几的头发已经发白，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那天他很开心，一直拉着我拍照。

我在上海读大学，每次返校父亲都会送我去机场，每次回来都会接我回家。有次飞机晚点，凌晨两三点才起飞，到上海已经五六点了，我发短信说我到了，父亲竟然秒回，我问他怎么还没睡，他说：“你没到我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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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强忍着，不在人前表现悲伤，冷静操办父亲的葬礼。葬礼那天，母亲给了我一封手写信，让我在火化时烧给父亲，我问她写了什么，她说：“我原谅他了。”

父亲曾对我说，离婚这件事对不起我，我当时没有作任何回应。现在我更加理解父亲了，却已经没有机会与他和解，认认真真对他说一次感谢了。

那天晚上父亲抱着我喊疼，我没有哭。父亲去世时，我也没有哭。葬礼结束后，亲友一一过来跟我握手，最后一个轮到谭叔叔，我想事情终于完成了，如同紧绷的弦突然断了，再也忍不住，抱着谭叔叔痛哭。那是我第一次释放长久以来压抑的情感。

父亲在病房的最后时间，我的两个发小来探病，父亲给我们仨小时候拍过一张合影，便提议给我们再拍一张。父亲去世后我整理那天的照片，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父亲的病情真的恶化到很严重了。因为那张合照构图歪了，要知道父亲对照片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以前他让我拍个身份证或者什么资料，我随手一拍发给他，他会因为拍得不正或者背景不干净，斥责我重新拍。而这次，我真的也很想让我父亲给我重拍一次。

1995年1月23日，杨博与父亲杨卫华在深圳世界之窗合影。杨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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